左权将军在抗战期间英勇牺牲,这件事一直深深地烙印在笔者心头,成为难以释怀的痛楚。如果不是他在危急时刻坚持留下来掩护战友撤退,或许他的英魂早已永远留在太行山脉。新中国成立后,左权将军无疑本该名列开国将帅的光荣榜单中。
当左权牺牲的噩耗传来时,他的妻子刘志兰起初并未陷入深深的悲痛。因为那个时期敌特频频散布假消息,扰乱军心,她根本不愿相信丈夫已经不在人世。很快,她追查消息源头,发现这份消息来自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一封电报。
彭德怀的电报权威性毋庸置疑,但细读信件却发现其中并未明确提及“左权牺牲”,只是用词“左权失踪”。尽管如此,经历了那场惨烈的十字岭战役,大家心里都清楚,失踪的左权生还几率微乎其微。
虽然希望微弱,刘志兰依旧不愿放弃。她试图寻求朱德的帮助,却恰巧朱老总不在。转而去问候养病中的林彪,林彪虽不忍让她受伤害,但这种消息终究无法长久隐瞒,最终还是委婉肯定了左权已经牺牲的事实,彻底击碎了刘志兰心中最后一丝希望,她当场痛哭失声。
展开剩余77%刘志兰和左权的相识是在1939年,那时她正服务于中央巡视团。一天傍晚,劳累了一整天的刘志兰散步放松,偶遇朱德总司令,两人便攀谈起来。朱德见她仪态端庄、性格刚毅,便萌生撮合她和左权的念头。
左权本身资历非凡,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,还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及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,随军征战南北多年,战功赫赫。1939年,正值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,正值事业巅峰。
朱德得知刘志兰尚未婚配,话语中透露左权因忙于军务而独身至今。刘志兰立刻明白其中含义,脸颊泛起绯红。朱德见状,鼓励她表态。她心跳加速,鼓足勇气说道:“那就听总司令安排吧!”
朱德连忙摆手笑道:“打仗我是总司令,这婚姻可由你‘总司令’亲自决定,我可不能代劳。”刘志兰听罢羞涩点头,低声说:“怕是配不上这么优秀的同志。”
很快,在朱德的安排下,刘志兰与左权见面。两人一见如故,情愫暗生。一场简朴而温馨的婚礼随即举行,几盘瓜子、几个红枣,门窗上贴着“红双喜”,加上几位军中战友的祝福,简单却充满温情。
婚后一年的某一天,刘志兰为左权诞下一女,令左权喜出望外。朱德总司令在自己五十五岁寿辰时,还特地为左权满月的女儿起名:“刘伯承的孩子叫太行,你的孩子就叫太北吧!”从此,左权女儿便背负着特殊的名字——左太北。
然而,初为人母的刘志兰却感到辛苦无比。丈夫因军务繁忙,很少能陪伴家人。她常常睡着了,左权才悄悄回家;早晨还未起床,他便又踏上征途。甚至有时,左权连续数日未归。
侵华日军对太行山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,规模不断扩大,八路军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,甚至高于国民党军队的优先级。左权为了前线奋战,常常彻夜不眠,回家看望妻女的机会极其罕见。
刘志兰曾多次给左权写信,但他未曾拆阅,坚定地告诉参谋:“此刻你该向我汇报的是战况,不是妻子写的家书!”虽然左权内心十分想念家人,但在他看来,战斗优先,私情只能暂且搁置。
终于,左权抓住一次战斗间隙,不顾疲劳赶回家探望。见到思念已久的女儿,他将孩子抱起,却被刘志兰抢了过去,怒目而视:“你还回来干什么?”
左权心知妻子心中愤懑,理解她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,于是默默去洗堆在炕下的脏尿布,给孩子喂米汤。笨拙的动作逗笑了刘志兰,她强忍笑意,故意让他“吃点苦头”。
虽然未言语,左权感受到妻子态度渐渐缓和,便抓住机会讲述近日取得的战果。刘志兰听闻他指挥歼敌两千余人,心中喜悦溢于言表,气氛顿时轻松起来。
然而,婚姻时光短暂,左权很快便英勇牺牲在抗战前线。两人情深意重,共同经历了风雨,是患难红色伉俪。刘志兰一开始不愿相信丈夫已亡,当真相逐渐显现,那种痛彻心扉的悲痛如利刃刺入胸膛,终化作涌出的热泪。
此后,刘志兰常握着一张照片,那是左权最后一次与家人分别时,请摄影师拍下的全家福,成为他生前的珍贵影像。
整整六年过去,刘志兰才逐渐从丧夫阴影中走出,改嫁给熟悉的陈守忠。陈守忠曾任左权秘书,对这对夫妻十分了解。两人走到一起,赢得许多人的祝福,期盼她开启新生活。
多年来,刘志兰对左权的情感始终未变。左权追悼会时,她曾痛哭诉说因最后一次回家责难丈夫而内疚。这份愧疚深埋心底,她一直希望为丈夫做些什么。
直到1979年,刘志兰偶然翻阅左权档案,发现他曾被不当“留党察看”处分,毅然写信请求中央援助。经过多方奔走,最终成功为左权洗清冤屈,完成了为丈夫尽心尽力的遗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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